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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领袖选举危机折射西方政党制度性困境


时间:2016-09-20

资料图

  英国6月公投脱欧导致工党高层震荡,最终引发一年之内第二次领袖选举,候选人拉开竞选帷幕后,工党再次陷入混乱,濒临分裂。英国工党当前困境反映出西方政党制度的局限性。

  一、工党领袖选举乱象纷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工党下院议员拒不接受现任领袖科尔宾的领导,双方对峙严重。2015年科尔宾当选领袖后,工党下院议员对科抵触情绪一直难以消除,“密谋倒科”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英公投脱欧后,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多名工党议员公开批评科在公投造势期间“三心二意”,领导不力。20余名影阁成员相继请辞,议会党团以176∶40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对科的不信任案,强烈要求其下台。与此同时,面对议员“逼宫”,科拒不辞职,坚称党章中没有规定在不信任案中失利的领袖必须下台,自己是全体党员民选产生的,有绝对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在这种情况下,前影阁商业大臣伊戈尔及前影阁就业和养老金大臣史密斯不得不主动发起挑战,触发工党新领袖选举进程。

  (二)领袖选举候选人和投票人资格限定不清晰,工党总部麻烦不断。根据工党党章,任何挑战现任领袖的人必须获得20%下院议员及欧洲议会议员的附议(当前至少需获得51人支持),才有参选资格,但对现任领袖没有明确规定。科抓住“政策的空子”,称自己无需议员附议,有权直接参选。党内“挺科派”和“倒科派”激烈斗争,全国执委会经过长达6小时“拉锯战”最终同意科参选。这一决定遭到质疑,工党资助者福斯特将执委会告上法院,诉其决策违法。

  工党党章对投票人资格未作特殊限制,凡工党党员、工党附属组织成员、工党注册支持者均有投票权。今年领袖选举以来,为防止“挺科派”突击入党,全国执委会增加了投票限制,规定只有党龄、会龄超过6个月的党员和附属工会会员才有投票权,并将注册支持者的注册时限从数周缩短至48小时,将注册费从3镑提高到25镑。上述举措引发基层党员不满,除集会抗议外,部分党员联名将全国执委会告上法院。近日,英高级法院裁定执委会败诉,使今年1月以后入党的13万新党员获得投票权。全国执委会对裁定不服,提起上诉。该案最后如何了结,恐将对全国执委会的权威及领袖选举规则产生影响。

  (三)突击加入工党和工会的现象普遍、势头严重,危及工党基层团结及前途走向。科尔宾属工党左派,曾长期为英共党报《晨星报》撰文,与英左翼政党关系密切。2015年科当选领袖后,党内左派及英左翼政党大受鼓舞。为确保科领袖地位不动摇,工会和极左翼政党鼓励民众大举加入工会和工党。英最大工会联合工会打出“加入联合工会,以‘打折’价格享受工党领袖选举权”的口号,一天之间吸引了3000多人入会。英共、英国绿党等呼吁本党党员及普通民众“以洪流之势加入工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社会主义’领袖科尔宾”。12.5万人在英公投脱欧后突击入党,80%是“挺科派”。

  据党的基层组织选区工党反映,新党员参加基层活动积极性低,立场激进、出言不逊,对老党员诋毁、恐吓现象增加。工党副领袖沃森指出,工党正面临“托洛茨基派”入侵,一些几十年前被驱逐出党的老左派再次回归,躲在年轻新党员背后极尽怂恿之能事。他们毫不关心工党的前途命运,只想借工党之“壳”实现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不加以遏制,工党将面临灾难性后果。全国委员会虽然希望遏制这一趋势,但在核查党员身份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工党领袖选举乱象与其制度改革存在弊端有密切关系。

  (一)削弱工党议会党团影响力引爆“中央”与“基层”对立。1922年至1981年,只有议会党团有资格选举党的领袖。1981年以后,党领袖选举采用“选举人团”制度,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和工会分别投票,权重各占1/3。2014年,时任领袖米利班德对领袖选举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取消“选举人团”制度,改为严格的“一人一票”,每票权重相同,议会下院议员影响力遭到极大削弱,其作用更多体现在提名阶段,决定谁有“参赛资格”,身份转变为“看门人”,然而多数议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身份转变的危险。2015年领袖选举时,为增加候选人多样性,36名下院议员附议支持科尔宾参选。在其后的选举中,科虽然只得到13张议员票,但总得票率却高达59.5%,最终强势当选,令最初提名其入围的议员追悔莫及,也令“中央”和“基层”的严重对立暴露无遗。

  科是全体党员、工会会员、工党支持者选出来的,是党内基层民意的体现,但科不是党内精英的选择,遭遇议会党团的抵制和拒绝。工党的选举制度改革看似增加了党内民主,实际上却扩大了“中央”与“基层”之间的裂痕,破坏了党内团结。近期,工党高层对此前的领袖选举制度改革进行反思。工党副领袖沃森批评米利班德彻底废除选举人团制度,认为应恢复该制度。

  (二)扩大投票范围为机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参与政治提供了平台。工党内部一直有人倡导将选举范围扩大到党外支持者,鼓励更多政治理念温和的民众参政,以抵消党内意识形态色彩较重的极端势力影响。2014年的改革首次将投票范围扩大到党外,凡是认同工党理念同时不属于其他政治组织的民众,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上网登记为“注册支持者”并交纳3英镑注册费,就享有领袖选举投票权。工党推动这一改革时忽略了英政治氛围和社情民意的变化。近年来,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两极分化加剧,排外情绪上升,民粹主义抬头。工党张开双臂迎接党外支持者,却为机会主义者和民粹势力参与政治提供了平台。2015年领袖选举中,10.5万民众以“注册支持者”身份投票,其中不乏民粹分子和左翼力量,最终将科送上领袖宝座。今年18.3万注册者中不乏类似成分,他们的参与将极大影响选举结果。

  三、工党领袖选举像一场闹剧,无论科尔宾能否再次当选,工党都将陷入困境。如科当选又无法与党内精英实现和解,工党议员可能“另起炉灶”;如科落选将降低工党分裂的可能性,但工党“中央”与“基层”之间的矛盾和基层团结等问题依然突出。

  工党领袖选举乱局也引发了如下几点思考。首先,西方政党面临“全民党”或“阶级党”的两难选择。为了扩大选民基础,赢得选举胜利,以英工党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努力将自身建设成能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全民党”。工党领袖选举规则改革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这一趋势。但与此同时,从工党的阶级成分,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工人阶级、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依然是工党最主要的支持来源。工党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左翼工人政党的阶级属性。工党到底应该走“全民党”路线,还是坚持“阶级党”定位?工党不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对选举制度修修补补,是很难走出困境的。其次,直接民主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制造更大麻烦。西方价值观一贯将民主奉为圭臬。“一人一票”的民意选择就是民主最好的体现。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增加决策合法性,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党倾向于把重大议题交由普通党员投票决策。但这种民主化却制造了更大的混乱和分裂,这一点与英脱欧公投有相似性,把直接民主的弊端暴露无遗。伦敦大学学院宪政研究中心主任罗素总结为“带着愤怒情绪的、一无所有的群众对重大议题做出决策,而决策结果则由那些他们鄙视的政治精英来承担。这是直接民主对间接民主的胜利,但却给民粹主义火上浇油”。